儒者網刊 第二期 華夏復興
余秋雨先生对汉服的认识错在何处？ 赵宗来
最近，曾經轟動文壇的余秋雨先生在他的博客上發表了關于對漢服問題的文章，其中反映出來的對漢服的認識錯誤，本來不值得一駁，因爲知道漢服的文化意義以及有華夏文化認同感的人都明白是怎麽回事，但是，在漢服已經被中斷了三百多年之後，在西服革履已經被我們普遍接受了幾十年之後，在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風氣正猛的情况下，知道華夏文化精神的人很少，知道漢服的文化內涵的人更少。爲了使更多的朋友能够有機會認識漢服對華夏文化以及華夏文明的重要意義，所以寫出下面的文字來說一說。
首先，余先生錯誤地把“漢服”與“民族主義”等同起來了。
余先生“不同意”“爲了恢復民族尊嚴”而穿“漢服”，甚至“至少在重要場合要穿‘漢服’”也“不同意”，在“不同意”前面還加上了“當然”二字，可是，就是這兩個字反映出來余先生的“想當然”的錯誤。
余先生所列出的原因是：“因爲這與拒絕聖誕節、趕出辛巴克如出一轍。如果中國人都要穿‘漢服’，那就進入了一個民族主義的概念之中；既然已經進入這個概念，那我要問：你們把五十幾個少數民族放在哪里？”對此，應當如何看待？
既然余先生說到“聖誕節”問題，就不得不從這裏說起。直接提出“拒絕聖誕節”是一個偏頗，但是，“提倡聖誕節”也是一個偏頗，對于正在風行著的“過洋節”的風氣不管不問而任其蔓延，也應該算是“不作爲”的過失。我們應該的態度是：外國人過“聖誕節”，我們絲毫無意去干涉；中國人中已經信奉“耶穌教”（或與之同源的“教”）的人，我們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中國人中不信奉“耶穌教”的人，熱衷于通過“過聖誕節”娛樂一下，我們不提倡、不贊同；作爲華夏民族的總體，我們不能不大力倡導中國傳統節日，原因很簡單——因爲我們只能“推己及人”，而不能捨弃自我而去迎合別人。
同樣道理，我們提倡中國人穿“漢服”，原因也在于——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形象特點，而且這個形象特點是我們民族的“遺傳”。我們不應該因爲羡慕外國人，就把自己的容貌通過美容手術改造成黃頭髮、藍眼睛，把自己的皮膚通過移植或者染色變成白色、棕色或者黑色。衣服作爲人的第二張皮膚，莫非就應該改變呢？
一個民族，都應該首先有自己的民族自信和自尊，中國的56個民族都應該有這種自信和自尊，其中的漢族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更應該注意民族自信和自尊。從世界上來說，56個民族共同構成了華夏民族，我們的華夏民族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也必須有我們的自信與自尊。56民族的同胞熱愛自己民族的服飾，華夏民族的成員熱愛本民族的服飾，這不是什麽“民族主義”，而是自尊自重自信自强的表現，因此應該大力支持。
中國人穿“漢服”就是不考慮漢族之外的“五十幾個少數民族”嗎？完全錯誤。錯誤在于對“漢服”的理解錯誤。
“漢服”一詞從何而來？這不能不從“漢朝”說起。漢朝的人所穿用的服飾，幷非漢朝人所“創新”出來的，而是從漢朝之前的祖先那裏繼承過來的，所以，漢朝人所穿的服飾，幷非“漢朝服飾”，而是“漢朝人所穿的民族傳統服飾”。漢朝在與外族交往的過程中，外族的人把“漢朝人所穿的民族傳統服飾”稱爲“漢服”，我們也同時把外族的服飾叫做“胡服”了。其中的“胡”字，是因爲雙方交戰或敵對才産生了貶義，其實當初也只是“內外”之分。
“漢朝人所穿的民族傳統服飾”，難道漢朝之後就不存在了嗎？也不是。此後的三國、兩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個朝代，這種“漢服”都一直是我們民族的主流服飾，尤其是在重要和嚴肅的場合，更是如此。也只是因爲在清朝，在强制性的高壓政策和手段之下，漢服才暫時退出了我們民族的服飾範圍，沒想到的是，這一暫時退出，竟然延續到現在！
因此，從廣義上來說，“漢朝人所穿的民族傳統服飾”——“漢服”，是華夏民族的傳統服飾，而不僅僅是漢族的服飾，因爲漢朝時還無所謂“少數民族”，也無所謂現在意義上的“漢族”。這樣說來，我們能說穿上這種廣義的“漢服”就是不尊重其他“五十幾個少數民族”嗎？强行把56個民族分開，說穿“漢服”就是排斥其他五十幾個民族，雖然余先生不是想讓華夏民族這個整體分裂，但是，實際效果却是如此。
下面再從華夏民族這個大家庭的前提之下來談一下漢族服飾問題。
在華夏民族這個大家庭之中，56個民族有哪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服飾？只有一個，那就是漢族！在56民族同時出現在一個場合時，其他民族都身穿民族服飾，但是，漢族人穿什麽？穿從西方而來的西服嗎？穿從滿族服飾而來的旗袍嗎？穿日本和服、韓國韓服嗎？穿阿拉伯長袍嗎？或者完全裸體嗎？要知道，漢族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啊，當漢族同胞沒有自己的服飾的時候，我們漢族還有自尊自信嗎？進而來說，華夏民族還有自尊自信嗎？余先生爲什麽尊重“五十幾個少數民族”，却惟獨不尊重56民族中的漢族呢？爲什麽不尊重由56個民族共同構成的華夏民族呢？
其次，余先生把“漢服”與“國服”等同起來了。
余先生說：“如果有人說，考慮到這些少數民族，可以不叫‘漢服’，改叫‘華服’，那麽，進一步的問題又來了，你們的“華服”裏能汲取五十幾個少數民族的服裝元素嗎？如果不汲取，大家反而會心理受傷，徒生磨擦；如果都汲取了，那該是一種什麽服裝呀，你敢穿嗎？”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廣義的“漢服”是華夏民族的傳統服飾，就像我們現在把代表我們華夏民族的語言文字叫做“漢語”一樣，它不是指某種方言，也不是指某個時代的語言文字，而是貫通古今的、貫通華夏民族中56民族的。余先生不會反對“漢語”這個稱謂吧？爲什麽却反對“漢服”這個詞語呢？
“狹義”的“漢服”，是我們當前爲了解决漢族的服飾問題而出現的“約定俗成”，也就是說，在除了漢族之外的“五十幾個少數民族”都已經擁有自己的服飾的情况下，漢族的服飾只能叫做“漢服”。否則，難道另外再起個名字嗎？
廣義的“漢服”之中，包括狹義的“漢服”，但絕不僅僅是狹義的“漢服”。作爲“國服”的廣義的“漢服”，只能從華夏民族的源頭上去取，而不能在華夏民族的支流上來取。前面我們說過，“漢服”作爲一個詞語出現于漢朝，但是，漢朝的服飾也有很多種，其中有官服、祭服、禮服、便服等等，我們主張把在漢朝之前就已經有的，而且是作爲服飾主流的、能够反映華夏文化內涵的“深衣”作爲“國服”，在《禮記》之中專門有《深衣》篇，我們應該知道，《禮記》是對《儀禮》所做的“記”，《儀禮》是孔子編訂的，孔子是繼承前代聖賢“述而不作”的，由此可知“深衣”是服飾之中的代表性意義。
漢服得到華夏民族一些成員的再度重視，只是最近幾年內的事情，在衆多網友和同胞宣傳漢服、進行漢服實踐的時候，沒有一個現實的組織，更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指導，所以，對“漢服”的理解也就各有不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出現的現象。在此情况下，對廣義的“漢服”和狹義的“漢服”分辨不清，名詞出現爭論，也是必然。
當我們從華夏民族服飾的源頭上來選擇“國服”的時候，我們主張選擇“深衣”，爲什麽？第一，因爲“國”不僅是一個民族的某個朝代，而是一個民族的所有朝代之中的一環，選擇“深衣”，是從華夏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性和連續性上來選擇的。第二，“國服”必須是華夏民族的主流服飾，而不能是某個支流，也不能是各個支流拼凑出來的服飾，拼凑出來的就不再是“傳統”的，體現不出華夏民族文化的傳承性和連續性，更沒有代表性和象徵性。第三，對“國服”的選擇，從縱向來說，不僅要能使我們現在人能認可，更要使我們民族的歷代祖先認可，使我們的後代子孫也認可；從橫向上來說，不僅應該使國內的人認可，還應該使海外華人、華僑等所有華夏民族的後裔認可。
假如我們從“五十幾個少數民族”的服飾中去“汲取”各種“元素”，就只能是“拼凑”、“創新”，最後將是造成不倫不類的“四不象”。這樣“四不象”的服飾，既不能代表華夏民族的文化，也沒有傳承性和連續性。余先生自己也說了：“如果都汲取了，那該是一種什麽服裝呀，你敢穿嗎？”他自己也否定了這種“拼凑”的方式，但是，不拼凑是當然的，“國服”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們選擇“五十幾個少數民族”分化出來之前的廣義漢服之中的“深衣”作爲“國服”，不僅不會使大家“心理受傷，徒生磨擦”，而且能够增强華夏民族的凝聚力，何樂而不爲呢？
其三，余先生錯誤地看待了民族選擇與個人選擇的問題。
余先生說：“中國人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可以對衣、食、住、行進行自由選擇的時代，居然還有文人玩弄這種口號式的激進理念，誘騙無知民衆的愛國情緒，開歷史的倒車，剝奪民衆自由。”這個說法的錯誤是荒唐可笑的。
試問：我們現在推廣“現代漢語”“普通話”，因此而消滅了各地方言了嗎？ 因此而消滅各民族的語言文字了嗎？爲什麽余先生會出現這樣荒唐可笑的說法呢？服飾問題，對于一個民族來說，不能沒有代表性的服飾，就像醫生、護士、法官、警察都有自己的職業服裝，難道因此而影響到了他們平時生活服裝的“自由選擇”了嗎？我們平時的服飾，沒有人去强迫必須穿什麽，那是個人選擇問題，就像醫生、護士、法官、警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隨意選擇自己的服飾一樣。余先生從荒唐可笑的說法又進一步動用了“扣大帽子”式的危言聳聽手段，更讓人覺得荒唐可笑了。然而可悲的是，余先生自己却好像是嚴肅地說著自己的觀點。
其四，余先生錯誤地把時代風尚與民族精神混淆了。
余先生說：“廣大天真的年輕人不知道，如果你們接受了所謂“漢服”和“華服”，接下來，按照必然邏輯，他們一定要驅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帶、手錶、眼鏡，再進一步，又會對人們的傢具、電器、車輛一一提出相應的要求。這就進入了恐怖時代。爲什麽民族極端主義一定會發展成恐怖主義？大家想想我剛剛說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邏輯就明白了。讓我們一起拒絕恐怖。”
接受了“深衣”作爲華夏民族的“國服”，這是民族精神的要求，這樣的“國服”，就像“國歌”不能隨便演奏一樣，那是在鄭重其事的場合應該穿而且必須穿的，幷不影響我們平時的服飾。漢族的“漢服”更是在自己認爲非常莊嚴而且重要的場合穿的，平時未嘗不可以任意選擇。在代表華夏民族的時候，在代表中國的時候，穿上深衣作爲“國服”，是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自尊自信的體現，也是對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尊重；在56個民族的成員各自度過自己的節日或者舉行其他重要活動的時候，穿上民族服裝，也是對自己民族的認同，體現出來的同樣是民族的自尊自信。至于平時穿什麽，那是大家自己的選擇。
余先生好像非常欣賞而且留戀“皮鞋、耐克鞋、皮帶、手錶、眼鏡……傢具、電器、車輛”，所以才鄭重其事地告訴“廣大天真的年輕人”，這個意思就好像是說：只要中國人穿上了華夏民族的服飾，56個民族（當然，余先生的意思只是說漢族）穿上了自己的民族服飾（漢族人穿漢服），就再也不能享受西方的文明了。要知道，“皮鞋、耐克鞋、皮帶、手錶、眼鏡”之類的屬于時代風尚，是一個時代的暫時現象。整個人類幾千年沒有“皮鞋、耐克鞋、皮帶、手錶、眼鏡”，難道就是在受苦受罪？幾十年之後這些東西被其他東西取代了，難道人類生活就退步了？又是誰說過穿上深衣、漢服就不能用傢具、電器、車輛了呢？莫非除了漢族之外的各少數民族穿著他們的服飾就不用傢具、電器、車輛了嗎？莫非阿拉伯人穿上長袍、日本人穿上和服就不能用傢具、電器、車輛了嗎？實在是莫名其妙！
其五，余先生的思維實在是非常混亂。
請看這一段：“有人說：‘平日可以隨便，國家的重大場合應該穿國服啊！’我的回答是：對于一個民主、自由、文明的國家來說，真正的重大場合，必須是廣大民衆正常生態的愉悅彙聚，一旦强制，就不重大。對我來說，如果有一個‘重大活動’規定我必須與別人穿同一種服裝，我必然拒絕參加。現在有些活動要求穿‘正裝’，這是合理的，那只是提倡一種禮貌，所謂‘正裝’的範圍很寬，男性穿西裝、中山裝、對襟裝、綉花傳統服裝都可以，女性的範圍就更大了。”
一個沒有民族認同感的人，大家是否還認爲這個人仍然屬于自己這個民族呢？有沒有民族認同感，難道是靠强迫的嗎？一個漢奸，我們不僅不會“强制”他去穿“深衣”、“漢服”，而且認爲他自己穿上“深衣”“漢服”，也是對“深衣”與“漢服”的褻瀆，讓這樣的人來參加我們的“重大活動”也是對我們自己的侮辱！
余先生在這段文字中先說了“國家的重大場合”，後面却又改成了“重大活動”（去掉的“國家”二字，兩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即使是“重大活動”，我們都穿著深衣、漢服參加，余先生會穿上和服、韓服、彝族服飾、藏族服飾參加嗎？首先，作爲一個中國人，余先生不諱選擇和服、韓服吧？作爲一個漢族人，不會選擇彝族、藏族的服飾吧？不過，這沒有人强制余先生，余先生可以拒絕參加，也可以穿上和服、韓服與日本人、韓國人一起參加“重大活動”，也可以穿上彝族、藏族的服飾去與彝族、藏族的同胞一起參加“重大活動”，但我們以爲，余先生果真如此，我們認爲這是一種耻辱！
令人奇怪的是，余先生又說：“現在有些活動要求穿‘正裝’，這是合理的，那只是提倡一種禮貌，所謂‘正裝’的範圍很寬，男性穿西裝、中山裝、對襟裝、綉花傳統服裝都可以，女性的範圍就更大了。”看來，余先生認爲，“有些活動穿‘正裝’是合理的，是提倡一種禮貌”，莫非認爲在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的時候穿上代表這個國家民族的服裝就成了不是“提倡一種禮貌”了？爲什麽穿什麽西裝、中山裝之類的就可以，要穿深衣與漢服却不行了呢？莫非余先生認爲漢服只有一種款式嗎？——非常可能余先生就是這麽認爲的，如果是如此，那只能說我們民族實在太可悲可嘆了，自己人却不瞭解、不認識、更不認同自己民族的服飾！莫非有哪位日本人不瞭解、不認識、不認同他們的和服的嗎？
其六，余先生錯誤地把文與質混淆了。
孔子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陽明子說：“知行合一。”這就告訴我們要內外如一，而不能虛僞矯飾。誠然，穿上深衣與漢服的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莫非穿上深衣與漢服的就一定是壞人嗎？可是，余先生竟然說：“據我所知，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那些主動做嚮導的漢奸，有不少是平日最講‘華夏祖制’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因爲一切極端主義都是脆弱的，碰到什麽就碎，碎得比誰都快。相反，抗日戰爭時期那些最具國際視野的‘洋派知識分子，倒都很愛國。只有周作人做了文化漢奸，他一直穿中國服裝。結果我們看到，一批穿著中國傳統服裝、滿口中國成語的漢奸，與一批穿著西裝用流利的英文在國際社會爲祖國的尊嚴大聲疾呼的愛國志士，構成了强烈的對照。只有深入國際，瞭解其他各國文明，才知道中華文明的價值。一切形式主義的狹隘舉動，極端主義的嘩衆取寵，反而表現出了對祖國文化的不自信。”實在不知道當初鼎鼎大名的余秋雨先生怎麽會如此思維混亂！
在20年前，張明敏唱了一首《我的中國心》，其中一句歌詞是：“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在這裏强調的是“我心依然是中國心”，但是，“洋裝雖然穿在身”却是因爲他生長在作爲外國殖民地的香港，在那種情况下，在那樣的地方，無法多去提倡華夏民族的服飾，而且自從鴉片戰爭之後，華夏民族一時間失去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華夏文化正在被西方學說和西方武力影響著、震懾著，從那之後，中國人暫時放弃了中國的許多東西，所沒有放弃的就是這顆“中國心”！因此，“洋裝穿在身”絕不是自豪，而是無奈！難道我們現在還要保持這種“無奈”嗎？
如果說穿聲“深衣”、“漢服”是“文”，那麽，擁有“中國心”便是“質”，沒有這個“質”，只有“文”，那跟“巧言令色”沒有什麽不同；只講“質”而不講“文”，那我們只要有顆“中國心”就可以了，何必再去穿什麽衣服呢？穿上西裝而不叛國，我們肯定；穿上深衣、漢服而不叛國，難道不更應該肯定嗎？
其七，余先生對華夏服飾變遷的歷史認識錯誤。
回顧中國的服裝的總歷史，我們可以說，從軒轅氏黃帝開始，我們廣義的漢服就已經具備了，自此之後，華夏服飾一直延續到明末，四千五百多年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只要到了清朝，爲了在精神上和形式上都臣服于“大清國”，所以，來了一次非常徹底的服飾“革命”，“革”掉了四千五百年一直相傳的華夏服飾，從此漢族人穿上了長袍馬褂。假如從純粹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當然可以說這只是一場服飾的“革命”，但是，從文化和思想上來看，却是一次文化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所“革”的就是華夏文化和華夏服飾的“命”。這場“革命”的後果是什麽？是迫使原來的華夏民族子民變成了順民和奴才！否則，中國恐怕也不至于成爲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恐怕也不至于出現“打倒孔家店”的反傳統運動！
五四運動開始，一些愛國青年，本來是抱著愛國之心，要救中國，但是，同時也出現了另一個問題，有一部分人開始把西裝革履也“引進”到了中國，出現了一次服飾上的混亂。再後來，孫中山先生幷沒有直接用西裝，而是借鑒日本當時流行的服裝設計出了雖然不是傳統的，却仍然有自己特色的“中山裝”；再往後，除了仍然有穿“中山裝”的之外，又多了學習蘇聯的服裝。在這整個過程之中，西裝革履只是曇花一現，而沒有成爲氣候，爲什麽？因爲這是與民族精神有關的，同時也與政治主張有關的，其中貫穿的不是對外國的羡慕，其中沒有失去的是愛國之心！
三百年的服飾壓制，使我們的民族服飾發生了巨大變化；幾十年的戰爭，使我們沒有機會靜下心來去思考我們民族服飾的問題；我們的政府建立之後的十七年，我們忙于使國家穩定下來，使百姓安定下來，不到考慮服飾問題的時候；十年浩劫時期，我們處在混亂之中，根本談不到民族服飾問題。可是，就在這種情况下，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我們敞開國門“迎外資”，我們幾乎是不顧一切地搞建設，也沒有過多地去思考民族服飾問題。
但是，就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幾年之中，因爲清朝三百年對華夏服飾的改變，使我們淡忘了我們的服飾；我們的反傳統的幾十年經歷，使我們對華夏文化以及華夏歷史再也沒有了自尊自信之心；我們一直向前看、向外看，力求使我們國家富裕起來，却在無形之中，産生了對西方文明、西方學說、西方生活方式的羡慕。在學術上，我們把西方奉爲圭臬；在制度上，我們把西方奉爲楷模；在衣食住行上，我們把西方當作時髦。在此情况下，我們才把“洋氣”作爲對別人稱贊的詞語經常挂在嘴上，我們把西裝革履看作是“文明人”的標志！因此，我們當時雖然有過“反對全盤西化”的“運動”，但是，實際上我們就這樣“全盤西化”了！
這種“全盤西化”，幷非沒有人注意到，否則也就不會有“反對全盤西化”的“運動”了，也就不會有人“把服裝問題納入了‘批判資産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之中”了。但是，當時的批判還是從政治出發的，幷沒有多少人意識到“民族文化”、“民族服飾”的重要意義，所以，雖然有幾個人難能可貴地“我們身爲中國人，强烈要求穿屈原、李白、岳飛穿過的服裝！”却如落在沙漠上的幾個雨點一樣！在此情况下，最容易引起人們贊同的，當然是余先生等人的主張了！他自己說：“我便動員上海一批最年輕的正教授（人數極少）穿牛仔褲，人稱‘牛仔教授’，壓住了他們。”我們可以說，雖然余先生寫了《文化苦旅》之類的“文化”方面的書，但是，提倡穿“牛仔”之類的活動，却是當時全盤西化的一部分，其中絲毫沒有考慮到華夏服飾對于華夏民族是多麽重要的事情！
如今，我們可以有機會，也有條件靜下來思考華夏文化、華夏服飾的問題了，而且華夏民族也到了必須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所以才有現在如此衆多的朋友重視這個問題，幷爲之付出著時間、精力和錢財！假如說余先生在當初時出于思潮而提倡西化，多少還有情可原，但是，在今天仍然如此，却是不可原諒的。因爲“現在的爭論”絕不是像余先生所說的那樣，只是“那場爭論的小小延續”，而且其中有著本質的不同。這個不同體現在：第一，這個時代已經不再是鴉片戰爭之後必須先“救國存種”的時候了，而是需要民族自尊自信，幷進一步思考爲人類做貢獻的時候了；第二，這次的“爭論”，所關係到的，不僅僅是中國的現在，而是關係到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未來前景的問題了；第三，這次的“爭論”，不再是僅僅從政治上出發，而更重要的是從民族文化和人類文化出發了。不知道這種本質的不同，却要反對“國服”、“漢服”，那麽，只能說是對華夏民族服飾變遷的歷史認識有錯誤！不過，或許也有另一個原因：因爲當初穿西服、牛仔是余先生大力倡導的，今天他是要“維護成果”吧？
其八，余先生對華夏服飾的意義認識錯誤。
余先生說：“如果有哪些服裝設計師能够把中國傳統服裝的審美元素運用到現代的生活著裝上，幷受到民衆的歡迎，實在是一大好事，因爲這就增加了人們選擇的機會。如果有的機關、學校選擇了民族氣息的工作裝和校服，大家也會高興。但是，這是一種可愛的審美設計比賽，而不是一種專 制的行政命令干預。”
莫非華夏服飾能够是今天的我們需要“設計”出來的嗎？如果可以“設計”出來，那麽，還叫做“華夏服飾”嗎？要知道什麽叫做“華夏”：因爲我們有傳統的禮儀，所以叫做夏；因爲我們有傳統的服飾，所以叫做華。這種傳統的禮儀服飾，雖然可以在符合原則的情况下加以變通，但是，却只能是從傳統中“選擇”出來，而絕不是靠今人“設計”出來，否則，那就不叫“傳統”的，因而也不能叫做“華夏”的！
一個國家民族的服飾，究竟是因爲民族的認同而接受，還是因爲“審美”而接受？一般的服飾當然可以先講究“審美”，但是，一個民族的服飾却不能把“審美”放在第一位！阿拉伯人不是因爲他們的長袍符合“審美要求”才接受，韓國人也不會因爲他們韓服符合“審美要求”才接受，而是因爲那些服飾是他們民族的才接受！在一個民族的代表性服飾在從無到有的情况下，可以靠“設計”，在“設計”的時候可以考慮“審美要求”，但是，華夏服飾以及漢族的代表性服飾，却不用靠“設計”，不能把“審美要求”放在第一位，因爲它們不是“從無到有”。
一個機關或學校的工作裝或校服，當然可以“設計”，當然應該考慮“實用”和“美觀”，但是，國家、民族與機關、學校却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不能相提幷論，前者基本上不涉及太多的民族文化問題，後者却不然。
余先生又說：“在歐美各國的服裝極大部分都已經是‘made in China’的時代，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對中國服裝實施‘反傾銷’的狂潮中，我們的文人再悲情激昂地呼喚‘漢服’，是否讓人覺得有點過于做作？”我們實在是不清楚余先生怎麽會這麽糊塗，竟然把我們的民族服飾與“反傾銷”聯繫起來，難道余先生認爲我們的民族服飾是爲了向外國“傾銷”嗎？難道余先生認爲因爲歐美各國的“反傾銷”，我們就俯首帖耳地聽歐美各國人的話嗎？
余先生最後發出呼籲：“中國文人啊，稍稍做點有意思的事情吧。”莫非余先生認爲什麽“有意思”就做什麽嗎？莫非一切都應該憑興趣來做嗎？爲了使華夏民族的文化從文質兩個方面復興起來，爲了使華夏民族增强自尊自信，我們才來提倡復興華夏文化，才來提倡國服、漢服，這是關係到民族文化的大問題，豈是“有意思”還是“沒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