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網刊 第二期 華夏復興
蔣慶先生學述 米灣
蔣慶，字勿恤，號盤山。一九五三年十月生。籍貫江蘇徐州，出生、成長于貴州貴陽。
青年時代，值“文革”之厄。政局飄忽，文教蕩然，無緣深造。初中畢業後，入工廠做工人。四年後應徵入伍，至雲南楚雄爲兵丁。服役三年半，退伍返家。此時“文革”結束，高考恢復。遂于一九七八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四年後畢業，留校任教。一九八八年，調至深圳行政學院供職。
蔣先生大學所習爲法律之學，然不樂以此爲業。其學泛濫百家，以儒爲宗。堅持“學在民間，道在山林”之立場，與目下學制學風成方枘圓鑿之勢，格格難入。遂于二○○一年，堅請提前退休，栖身林下，修道講學，守先待後。
早年好詞章，後喜深湛之思，折節讀書，究心古今中外有關宇宙人生歷史文化等方面之學問。出入儒釋道耶諸大教之間，上下求索學問之真諦。久之，乃安于儒教之學，以之爲生命學問之依歸。
儒學本吾國立國之教，百年來，逢時不祥，屢遭厄運。經“五四”、“文革”重創之後，幾乎蕩然無存。幸海內外尚有以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大儒爲代表之新儒家學派，出而爲中流之砥柱，守護、闡發此學。上世紀八十年代，蔣先生傾心新儒學，肆力閱讀諸新儒學大師之著作，受其沾溉。亦曾謁訪梁漱溟先生，受其勉勵與鼓舞。一九八九年發表于臺灣新儒家學派刊物《鵝湖》上之《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一文可謂蔣先生此一時期之代表性作品。此文指出：中國未來之出路在儒學之復興。雖然儒學之本根植于祖國大陸，然鼎革之後，儒學傳人乘桴海外；經唐、牟等大儒之努力，儒學在海外得以發揚光大。目下需以海外之新儒學“反哺”祖國大陸。文長亹亹數萬言，言詞剴切，痛快淋漓。可謂之爲“文革”後儒學復興之宣言，堪與四十年前牟、徐、張、唐等大儒所發表之《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相輝映。
一九八九年後，基于現實刺激幷本于個人認識，蔣先生漸不慊于新儒家，以爲其學專言宋學而有忽于漢儒，未能窺孔教之全；其“新外王”複不得吾國禮樂政教之本，徒以西洋外來之民主法治爲外王，于吾國之固有政治智慧未能善加紹述，有“變相西化”之嫌。乃究心經學，以漢之今文經學實爲儒家政治智慧之淵藪。攻苦有年，成《公羊學引論》，于一九九五年公諸于世。斷之曰：
“吾儒之學，有心性儒學，有政治儒學。宋明儒學爲心性儒學，公羊學爲政治儒學。二學性質不同，治世方法各异。然二學均得孔子之一體，在儒學傳統中自有其應有之地位與價值。惜千餘年來，心性儒學偏勝，政治儒學受抑。時至今日，心性儒學宗傳不斷，講論不息，大儒輩出，政治儒學則無人問津，學絕道喪，門庭冷落。職是之故，孔子道術既裂，儒學傳統不全，如車之只輪、鳥之獨翼，國人只知吾儒有心性儒學，而不知吾儒有政治儒學，無怪乎談政治者只能拱手讓于西學矣。”（《公羊學引論·自序》）
拈出“政治儒學”，是蔣先生之特識，不僅對自由主義西化派蔑弃傳統之民族虛無主義是一聲有力之棒喝，對以牟宗三先生爲代表之新儒學所表現出之可能之偏頗，亦有矯正意義。“政治儒學”之提出無疑爲儒學在當今世界之新發展、當今學界之新景觀，亦蔣先生學術立場之貞定也。
《公羊學引論》問世之後，蔣先生即一直致力于“政治儒學”之發掘、闡釋工作，幷思考如何立足政治儒學以回應當今中國之學術問題、政治問題、制度建構問題、中西文化問題以及儒學之未來發展問題。多年後，將所思結果匯爲一書，此即二○○三年出版之《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也。此書將《公羊學引論》未盡之意，詳予推闡。究極天人，折衷今古，衡論東西，力以王道政治爲天下倡，極富創見，對當代思想界已産生重大影響。該書認爲：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相埒，同爲孔子所創，有其源遠流長之傳統，其中凝結著儒家特有之政治智慧；民主法治乃西方文化土壤中生出之制度，幷非人類普世之“共法”，今日欲再造中國政治制度，必須超越西方民主，回歸儒家本原，充分吸收政治儒學之智慧。而書中關于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基礎”之論述，其在理論上之開創意義尤令世人耳目一新。蔣先生提出：王道政治乃至任何合法之政治秩序必須同時具備三重合法性基礎，即超越之基礎、文化之基礎及民意之基礎：
“（王道政治之外王理想）以‘天下歸往的爲民思想’來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礎、以‘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來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礎、以‘大一統的尊王思想’來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礎。無論古今中外，凡政治秩序欲合法，必同時具有此三重合法性的基礎，即必同時具有民意（世俗）、超越（神聖）、文化（傳統）的合法性基礎，缺一必不能合法。”（《政治儒學》，頁210。）
蔣先生所揭櫫之王道政治，或許有學者畏其陳義太高，難以落實，然欲使現實政治不致迷失方向，釀就人類之大患，吾人不可不懸此以爲政治祈向之鵠的也。
蔣先生以“政治儒學”名世，然心性儒學亦其素好，造詣湛深，撰有《心學散論》若干篇行世。東瀛岡田武彥先生是當代世界儒學界之大儒，其學尚體認，重切己受用，與明儒中之江右學派相近，走“超越的逆覺體證”之路，以“歸寂證體”爲宗。蔣先生與岡田先生有道交，深受其影響。若牟宗三先生之以陽明學爲底裏之“道德的形而上學”，蔣先生則不之甚喜。蔣先生慣于以傳統心性儒學之直指心體、直抒胸意之言說方式論學談道，以爲繁富新巧之思辨分析、九曲十折之義理演繹易致學問流爲概念之知解解析系統，無當于身心。因此曾謂牟先生之學爲“歧出之王學”。此說于牟先生之學恐未必平恕，然于此亦可覘蔣先生心性之學之傳統特質及其易簡之風也。
蔣先生于發明大道之同時，亦不惜力于儒學之普及教化工作。曾傾兩年之力，編就《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誦本內容皆采自儒典中之醇之又醇者，有其一以貫之者行乎其間，非雜然無統、斑駁不純者之可得比而擬之者也。洋洋十二册，播布社會，厥功且不資矣！
長久以來，痛感今世之學校無力勝宏道之任，未可培植學行兼備之儒士，乃發大願，仍前儒舊貫，創辦民間書院。苦心孤詣，顛躓奔走竭蹶籌謀近十年，所創陽明精舍卒告其成。地處黔中龍場，明代大儒陽明子成道之地也。書院屋舍挺然翼然，兼有山水之勝，清肅雅潔，儼乎儒教道場。此數十年來吾國人所未之或聞之鴻舉也！
先生爲人精健昂奮，發强剛毅。以禮約身，不越儒者矩矱。滿腔仁心，時而出之。悲願宏志，塞乎天地。與人接，和樂恭安。接引後學，循循善誘，即之如沐春風。閑居之際，間亦一弄簫管。一曲既罷，林樾寂寂。
贊曰：粵自“五四”以來，天下滔滔，吾儒之學雕零日甚。幸梁熊唐牟諸大儒出乎其間，守死善道，講論不輟，使吾儒大道得延續不絕于一綫。今春秋代謝，諸老師大儒皆歸道山，儀型藐焉無複可資仰瞻，每令學者心生山川寂寥之慨。值此絕續之際，蔣先生特力拔起，卓然挺出，兢兢體道弘道，數十年不稍弛懈，其悲願之大，骨力之堅，用功之勤，體道之深與夫陳義之高遠宏富，環顧今世，指不屢屈也。噫，能不令人扼腕欣慨！
（二OO四年七月十三日草就于陽明精舍會講之際，同年十月九日改定。米灣謹識于京南郊外之淡甘書屋）